青花，是中國陶瓷史上繞不過去的一環。肇始于唐代的青花瓷，在元朝確立了形制并馬上達到了頂峰。元青花以其大氣渾厚的造型與明艷奪人的色彩成為青花瓷不可逾越的豐碑，光照后世。

　　然而，有趣的是，元青花身世的昭示，卻是很晚的事情。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明朝一直被認為是成熟青花工藝的起點，人們甚至普遍不知道元青花的存在，歷史上也沒對元青花有過任何記載。擁有“瓷器之王”美譽的元青花，湮沒在歷史中，充滿了爭議，也充滿了神秘。

　　來自西亞的絕美藍色

　　元青花之美，在于奪人。比起后世的青花，它的不同之處在于那一抹藍色。元青花的藍色非常鮮明，像藍寶石一樣附著于白玉一般的瓷胎上，仿佛有一種生命力被賦予器物，美得令人震驚。

　　這種藍色來源于一種產自西亞的含鈷著色劑，被世人稱為“蘇麻離青”。這類著色劑中，除了鈷元素，還會含有一定的錳和鐵。元素成分的比例，決定了青花的顏色。蘇麻離青之所有負盛名，因其除含有著色能力極強的鈷元素，還具備高鐵低錳的特點，而國產青料往往相反，錳含量高、鐵含量低，燒成的青花多為淺淡的青色或灰藍色，并不好看。這種來自西亞的蘇麻離青，經過1300攝氏度左右的燒制，呈現出國產青料無法比擬的明艷之藍，讓人見之忘俗。因此元代官窯，特別是為貴族燒制的器物，幾乎都采用蘇麻離青著色。“蘇料”也就成了官料的代名詞。

　　元青花的誕生帶著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印記，并不僅僅表現在其顏色上。目前存世并得到學界公認的元青花，以型大、胎厚、體重為主流，雖然偶有高足碗、梨型壺等小器，但整體上與宋代瓷器的精巧、輕靈形成鮮明反差。此外，元青花的紋飾也帶有異域色彩，是波斯文化、伊斯蘭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產物。卷草紋、纏枝牡丹、纏枝蓮等繁縟紋飾密集繪制于器物表面，與中國本土的圖案有極大差別。此類草花紋具有明顯的波斯風格，如今仍廣泛存在于西亞國家的裝飾中。

　　明宣德以后，隨著海外貿易被禁錮，這種進口料就絕跡了，后的絕響是鄭和下西洋，帶回了少量的進口料，因此在明代永宣年間仍有官窯使用蘇麻離青的記錄，之后，這種艷麗的顏色就如一股煙云般消逝而去。

　　傳奇大罐“鬼谷子下山”

　　作為一種深受西域文明影響的瓷器樣式，元青花身世的昭雪與它的誕生一樣，與西方淵源頗深。西方學者和收藏家的研究發現，幫助我們更新并豐富了對青花瓷的認識。

　　1929年，有一位愛好收藏的旅英華僑吳賚熙在北京游歷智化寺時，發現了一對“青花云龍紋象耳瓶”十分漂亮，于是買了下來。吳賚熙觀察發現，這對青花瓷瓶上除了圖案，還燒制了一段銘文，落款處寫有“至正十一年”字樣。而至正是元順帝的年號。吳賚熙將瓷瓶拿給當時的行家鑒賞，卻被收藏家們譏諷一番，認為他買了拙劣的贗品。

　　也許是這對青花瓶的美麗，讓吳賚熙不忍放棄，他還是將瓷瓶帶回英國，后來賣給了一位英國爵士，他就是“珀西瓦爾·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的創始人大維德，因此西方后來稱這對瓷瓶為“大維德瓶”。

　　這對瓷瓶被大英博物館東方部主任霍布遜慧眼識中，這位中國陶瓷學專家專門寫了論文，論證落款“至正十一年”并非偽造，如此精美的青花瓷確實誕生于元代。但這一研究成果并未引發當時學界的重視，直到1952年，美國佛利爾博物館的館長助理，同樣是中國陶瓷學專家的約翰·亞歷山大·波普博士，認真研究了大維德瓶上的銘文，又往來于伊朗和土耳其，一番比較辨識，以大維德瓶為標準器，以存于伊朗阿德比爾寺和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托布卡普宮的一批中國瓷器為旁證，撰寫了兩本著作，初步揭開了元青花神秘的面紗。

　　波普證實早在14世紀后期，中國就已經能夠燒制如此完備、精美的青花瓷器。此后，北京元大都遺址、河北保定先后出土元青花，這些考古發現，不斷佐證波普的研究。

　　元代雖然國土幅員遼闊，橫跨歐亞大陸，號稱“大哉乾元”“四海聲威”，但存在的時間非常短暫，不足百年。“至正型”瓷器被視為元青花標型器，而至正這一元代年號指代的時間只有短短30多年，所以元青花的存世數量少之又少，普遍認為不超過400件，其中的精品更是鳳毛麟角。

　　著名的元青花，當屬“鬼谷子下山”圖罐。2005年7月12日，英國佳士得的一場拍賣會上，一件元代青花大罐被拍出2.3億元人民幣的天價，創造了亞洲藝術品在全球拍賣史上的高紀錄，成為“瓷器之王”。

　　青花里的元雜劇

　　元青花除纏枝蓮、纏枝牡丹、靈芝、卷草等蒙元貴族偏愛的花紋之外，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直接將民間故事和歷史典故寫實地繪制于表面。這類元代青花瓷器呈現了統一的畫風，用筆扎實，一氣呵成，寫實意味濃郁，人物形象生動活潑，其豐富的表意性直接影響了明代小說繡像和人物畫的筆法。

　　以南京沐英墓出土的“蕭何月下追韓信”梅瓶為例，可以充分理解元青花的故事紋飾之美。高44厘米，直徑13厘米的梅瓶，表面繪有蕭何月下追韓信的故事圖樣。在瓶體腹部，一側是漢代丞相蕭何著袍束帶，眉目微蹙，上身前傾，神情焦急；另一側則是韓信手牽戰馬在河邊飲水，他右手牽馬站在河邊，一副滿懷心事的樣子。畫面中，蕭何作為一代名相的謹慎與韓信內心的游移不定，栩栩如生，在瓶體渾圓的表面形成了一種動態的情節感，讓人拍案叫絕。

“蕭何月下追韓信”梅瓶

　　繪制有通俗故事的元青花，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涉及戰爭、民族融合等歷史題材，除前文提到的“鬼谷子下山”圖罐、“蕭何月下追韓信”梅瓶，還有1956年出土于湖南常德的“蒙恬將軍圖”玉壺春瓶，藏于美國波士頓博物館的元青花“尉遲恭單騎救主公”罐等。另一類則是戲曲、小說等民間故事題材，如存于私人藏家手中的“王實甫《西廂記》焚香一景”罐，又如裴格瑟斯基金會藏“《三國演義》三顧茅廬”罐。而藏于日本出光美術館的“昭君出塞”罐經考證，取自馬致遠的雜劇《漢宮秋》。

　　元青花器物之所以采用了故事題材繪制，與元代民間文學和戲曲的興盛密不可分。元初，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科舉制度廢止，中下層文人的仕進道路緊縮。無法入仕，大量知識分子便散落市井，誕生了一批“書會才人”，他們以創作曲藝底本為生。民間戲曲也因為書會才人的加入，呈現出從未有過的盛景。當時戲劇演出廣泛，上自帝王，下至平民，觀賞戲劇演出成為一種娛樂習慣。在重視文人的宋代，這些書會才人本應成為社會中堅的士大夫階層，但因歷史的變故，意外地為元代戲曲的繁榮貢獻出卓越的才華。其中包括我們熟知的元雜劇大家關漢卿。 另有學者推測，元代對漢族知識分子的鎮壓，也導致一部分由宋入元的畫家被迫成為繪制瓷器的工匠，宋畫的絕世成就，直接為瓷器繪畫輸血，才使得元青花的人物故事圖案有如此高超的藝術水準。

　　無論是故事圖案，還是花紋裝飾，在元青花身上，始終洋溢著一種雄渾張揚的帝國氣質，這在它之前和之后的瓷器中，都絕無僅有。存世的元青花體態雄美、英姿勃勃，只要得見一尊實物，屬于游牧民族的闊達胸懷和廣袤帝國的蓬勃生氣就撲面而來，讓人不得不為文明心旌搖曳。那張揚茂盛的紋飾、惟妙惟肖的圖案、明艷奪人的色彩，本身就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大千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