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提出，景德鎮在元代就有“御窯”。在筆者看來，這種說法沒有任何歷史根據，只是當代人的遐想。元代統治者為馬上民族，他們崇尚和熱愛的是金銀器，何曾喜歡過不便于攜帶且沉重易碎的瓷器？又何來“御窯”之說？御窯始于宋代，止于元代，又于明代的景德鎮獲得重生。清史學者閻崇年先生提出“御窯”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筆者研究認為，官窯有廣義和狹義之分，而“御窯”只有一種解釋，就是為皇家專設的窯場。在元代統治者眼里，瓷器只是用于賞賜和交易，換取銀兩，充實國庫的特產。它同南方產的漆器、馬尾、棕藤、斗笠一樣，都是手工特產。
在元代，統治者不允許民間私產私售瓷器，窯場均由官府統一掌管。不存在人們通常所說的“官窯”和“民窯”，所有窯場無一例外，統統歸官府所有，即所謂“國有”企業，民間不得開辦。根據法律，私設窯場者處“斬刑”。窯場里的窯工均為“匠官”統領下的“工奴”，工奴沒有人身自由，由政府配給糧物，實行“供給制”，娶妻生子亦由政府安排，世代為奴。即便官府和宮廷需要瓷器，也只是在其掌控的瓷場中擇優定制，“有命則供，否則止”。[1]關于這點，《元史》有清楚記載。
再說說“浮梁瓷局”。陶瓷界普遍認為，元代朝廷在景德鎮設置的“浮梁瓷局”，是“唯一一家管理全國瓷業生產的專業機構，負責為宮廷、官府督造瓷器”。果真如此嗎？據《元史》記載，浮梁瓷局的掌門人“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燒造磁器，并漆造馬尾椋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員。”[2]九品，是典型的芝麻官。如果浮梁瓷局有瓷業生產的管理權，或者哪怕有代表匠作院進行業務管理的權利，都不可能是九品官。
首先我們來對比一下，管轄官府窯場的官位。“平則門窯場，給從六品印” “光熙門窯場，給從八品印”“大都四窯場，秩從六品”，說明隨便一個窯場的官員都在八品以上。如果浮梁瓷局統領景德鎮地區乃至全國窯場，怎可能是九品官呢？九品官如何統領六品官？其次，我們再看看《元史·志第三十八·百官四》對將作院下設其他機構的描述：“畫局，秩從八品，掌諸色樣制。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員。”“裝訂局，從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員。”“大小雕木局，秩從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員。”“上都金銀器盒局，秩從六品。至元十六年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3]
這些職權范圍很小，職責單一的機構，級別都比浮梁瓷局高。在等級森嚴的中國古代社會，品秩階級是絲毫不可錯亂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樣的全國性的職能機構，一個九品官就能勝任呢？
我們先看看清代徐松《宋會要輯稿》中的文獻：“瓷、瓦器庫，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鐃州、定州青州白茲、瓦器及漆器，以給用。以京朝官三班、內侍二人監庫。……真宗景德四年（1007）九月詔：瓷、瓦器庫除揀封樁供進外，余者令本庫將樣赴三司，行人估價出賣。”[4]這段文字表明，在宋代瓷器和漆器庫設在汴京的建隆坊，包括浙江明州、越州，江西饒州，河北定州、山東青州生產的瓷器、漆器都要送到這里驗收入庫，由內侍監庫，景德四年真宗下令，在朝廷按需要挑選過后，多余的將樣品送三司估價，然后可對外出售。
由此看來，浮梁瓷局只是沿襲宋制，將設在開封的瓷器、漆器庫房搬到了景德鎮。在當時，南方各地生產的瓷器、漆器等都要送到浮梁瓷局驗收入庫，這些瓷器入庫后再由朝廷根據需求，分配給各地官府、軍隊使用。官兵用不完的產品和工部或將作院定制的剩余產品，都可估價后交易，包括內外貿易。秩九品的官員就是倉庫總管。浮梁瓷局與宋代瓷器庫的功能基本一致。宋代僅以內侍二人監庫，元代有所擴大，正式設立了浮梁瓷局這樣一個機構，置大使、副使官，可以統領幾十人，只是負責保管景德鎮地區的瓷器、漆器、馬尾、棕藤、斗笠等事宜的倉庫而已。所謂浮梁瓷局掌管全國瓷業生產的神話，就這樣不攻自破了。我們在研究問題的時候必須多動腦筋，切不可人云亦云。
元青花
以上說了這么多，還沒有說到正題呢。本文主要想說說什么是“元青花”。自從1950年代美國學者波普博士證實了至正型元青花的存在，世界范圍內的尋找元青花熱潮就愈演愈烈了，凡具有元代工藝特征的青花瓷都無一例外的被說成“元青花”。2005年7月12日一件描繪“鬼谷子出山”圖的青花大罐，在倫敦佳士得以1568.8萬英鎊（約合人民幣約2.28億元）賣出，創中國藝術品的世界拍賣紀錄。“鬼谷子出山”描述了戰國時期孫臏的師傅鬼谷子在齊國使節蘇代的再三請求下，答應出山搭救被燕國陷陣的齊國名將孫臏和獨孤陳的故事。問題的關鍵是，這件“鬼谷子出山”圖大罐是元代青花嗎？要理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從元青花的產生說起。
由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在西征中建立了欽察汗國、察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和伊爾汗國四大汗國。四大汗國土地遼闊，東面包括我國新疆、青海和西藏大部分地區；北面包括莫斯科在內的伏爾加河、鄂爾齊斯河和鄂比河流域廣大地區；南面和西面包括當今阿富汗、伊朗全部，以及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拉克、敘利亞的部分地區，與元朝驛路相通。四大汗國的統治者出自成吉思汗“黃金家族”。欽察汗國是成吉思汗長子術赤的封地，察哈臺汗國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哈臺的封地，窩闊臺汗國是成吉思汗三子窩闊臺的封地，伊爾汗國是成吉思汗孫子旭烈兀的封地，同奉入主中原的兀朝為宗主。
眾所周知，當今擁有元青花數量多的國家是土耳其和伊朗。不言而喻，初的元青花也是為四大汗國的貴族定燒。燒制元青花的鈷料蘇泥勃青，就是從伊朗運到景德鎮的，實際就是“來料加工”。據史料載，元代景德鎮的執事者為色目人。色目人主要信仰伊斯蘭教，元青花的紋飾也必然受到伊斯蘭文化的制約。伊斯蘭教規禁止偶像崇拜，無論是禮拜寺還是器物上，都不允許有人物形像出現。土耳其、伊朗館藏元青花器的紋飾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沒有一件帶有故事人物圖紋的。當今學者似乎對這一點視而不見。
有人說，所謂人物故事圖紋的元青花，都是根據元曲和元雜劇創作的，是為中原人制作的。請問，為何人制作的？是為蒙古皇室和貴族制作的嗎？中國歷史上的少數民族統治者中，唯元代統治者對漢族歷史和文化不屑一顧。在近百年的統治中，蒙古人始終保持著民族特色，很難想象，他們會喜愛漢族歷史上的英雄和名人。元朝廢除了宋朝的科舉制度，致使處在社會底層的漢族文人失去了升遷的機會。元曲和元雜劇，只是漢族文人聊以自慰的精神寄托和酒保茶肆中的雕蟲小技。他們能去定制這種元青花嗎？我們看看元末明初文人曹昭是怎么說的。他在《格古要論卷之下·古窯器論·古饒器》中寫到“……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5]這里的“青花”是指元青花，“五色花”就是現代人所說的釉上五彩，“俗甚矣”就是俗不可耐。這就是當朝漢族文人對元青花的評價。前文已經說過，在窯場中沒有人身自由的工奴，唯有按傳統或官樣加工瓷器，絕沒發揮聰明才智的自由創作之可能。
宋代以黃山腳下伸展的徽州盆地為中心，新的儒學學派誕生，即11世紀程頤等開創的理學。12世紀南宋時期，該學派由朱熹集大成，成為后來的朱子理學。元代廢除科舉后，新儒學的知識分子為官之路已被封鎖，他們只能尋求新的出路，開辦義塾，天天和學生一起朗誦五倫之教，“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朱元璋決心建立新王朝，所以需要儒學。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將在義塾當中名望高的四位儒學家招入政權中樞。他們就是被稱為浙東四先生的宋濂、劉基、章溢和葉琛。在朱元璋看來，統治者只有遵守“禮”的秩序，才會被7承認他的統治具有正統性。
洪武窯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初，朱元璋在北伐途中稱帝，定國號為“大明”，年號“洪武”。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在景德鎮設立御窯瓷場。這也是有史以來在景德鎮首次設立的“御窯”，用以燒制御用瓷器。
說到洪武御窯瓷器，就不能不提朱元璋的養子，明朝開國功臣沐英（1344-1392）。1381年沐英等人奉命率兵30萬征云南。云南平定后留滇鎮守。洪武二十七年（1392）七月沐英病逝于云南，享年48歲。沐英死后朱元璋十分痛心，命歸葬京師，追封齡寧王，謚詔靖，配享太廟。1950年沐英墓被盜，挖出蕭何月下追韓信圖青花梅瓶，現收藏于南京博物院。不知何故，國內專家要把這件洪武青花定為元青花。當時元政府，并未滅亡，只是北遁。元順帝時刻覬覦著大明王朝，夢想有朝一日能再續祖先之輝煌。此時此刻，朱元璋以國家之財力，盡天下之資源，聚全國之巧匠，集士人之智慧，建立的御窯瓷廠已經薪火24年，難道沒能燒出過幾件像樣的瓷器嗎？還要用敵國的“俗甚”之器祭奠沐英的亡靈嗎？
近來，我重新翻閱了一下，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陶瓷全集》，發現一個有趣現象。洪武御窯薪火30年，收錄其中的青花瓷器僅7件，而宣德在位僅10年，卻收錄了青花瓷器60件。二者之間完全不成比例。難道真如書中所說：洪武“處于開基立業之際，百廢待興，陶瓷業尚難有大的發展”嗎？
元末南方地區，以紅巾軍為代表的起義軍，群雄逐鹿。致使元順帝政府退守中原，景德鎮地區為義軍首領陳友諒控制。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消滅陳友諒，一躍成為中國內陸部分的高首領。到1368年朱元璋稱帝，其中有五年時間景德鎮已被朱元璋完全統治。當然，這期間朱元璋忙于打仗，但景德鎮的窯工們還是要討生活的，絕不會坐以待斃。如果說復興窯業，恐怕有三年五年已足夠了。洪武御窯，應當是在景德鎮復興窯業的基礎上建立的，絕對不可能需要35年才能“復興”。那么，為什么很少有洪武窯的瓷器被發現呢？原因有二。
首先，洪武朝沒有在瓷器上書寫年號的習慣。在官窯瓷器上書寫年號，始于永樂，興于宣德。其次，古代陶瓷工藝的發展和變化是極其緩慢的，它不會隨著朝代的更替而發生突變，洪武窯仍然延續了元代制瓷工藝，難于辨別。基于上述原因，現代人把大部分洪武瓷器歸入元代就不足為奇了。那是不是就完全無法區分了呢？不是。像“蒙恬將軍”“周亞夫細柳營”“文姬歸漢”“昭君出塞”“三顧茅廬”“尉遲敬德救主”“陶淵明愛菊”“蕭何月下追韓信”和“鬼谷子出山”等等，主題紋飾為歷史人物的青花瓷，都應是洪武時期的瓷器，極有可能是洪武御窯器。只有朱元璋治下的新儒學文人，才對這類題材的瓷器倍感興趣，利用這些即可以回望歷史，又可以教化朱家王朝的臣民，忠于新政權。
[1]《景德鎮陶錄》
[2]《元史·志第三十八·百官四》
[3]《元史·志第三十八·百官四》
[4]《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二·瓦器庫》
[5]《格古要論卷之下·古窯器論·古饒器》
